喜爱 撰稿 编辑 主编

耿艳鵬

文史工作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周恩来总理亲自提议倡导、人民政协富有特色的一项工作。尤其它強调并坚持的“亲历、亲见、亲闻”三亲原则，抢救和保留的大批重要资料，为历史研究、经济发展借鉴、振兴文教事业、推动对外关系起到了良好的资政、团结、教化作用。我从小爱好历史，七十年代初，我由下放知青（六七届高中毕业）转为中学公办教师，开始文学创作，常在暑假参加吉安县文化馆的小说故事创作班，在附近的县图书馆里找到一些文革前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，由于多是“三亲” 文章，叙事情楚，颇多细节，引起我很大兴趣。由于釆风和编写赣西南（含井冈山、东固等区域）革命故事，我自然要对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格外关注。有一次大概是在南昌的一家旧书店里，我偶尓看到有福建省政协编辑的几本旧资料选辑，其中一本记述了红四军打璋州，消灭敌郭凤鸣部的经过，1角钱一本，我立即买了下来，这是我个人购买并收藏文史资料的开始。文革结束后，我在教书之余，认识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重要性，开始从以文学创作为主转为重点研究历史。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《谈谈富田事变发生的种种因素》（署名王阿寿），在《江西大学学报》1980第2期发表后，一段时间我曾继续研究过苏区肃反与国民党特务系统等问题，全国政协编辑的有关国民党军对苏区的军事围剿、国民党CC派、AB团乃至复兴社、中统、军统等专著、专辑和文章，给我帮了大忙，我也不遗余力地拋资购买。后来我在吉安、万安党史方志部门工作，先后在北京、上海、江苏、浙江等地邮购了不少文史资料，以充实我的藏书，从中查找史料，了解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背景或细节。若说这三十年来我在历史研究和地方区域史研究中取得了一点成绩（至2008年，在全国60多家地市以上报刊发表过200多篇论文和作品计百多万字，出席过多次全国性学术研讨会，主编的文史专集在海外出版），文史资料功不可没。

1984年我从下放并工作之地吉安县回到从小长大并读书的万安县，很快就与政协取得了联系。1986年我开始为万安县政协文史委员会撰稿，1987年4月出版的《万安文史资料》第3辑刊登了我写的《十八滩上空战激》《日寇在万安犯下的罪行历历在目》，这两篇文章多年来为抗战史研究人员关注，2006年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在编写《江西抗战史》时，也是拿着文章复印件到万安来找我的。至2008年，万安文史资料已编印24辑，其中有21辑刊发过我的文章，共计58篇约20多万字。涉及中共先烈、民国要人、军事斗争、黄埔师生、区域历史、当地要事、历史灾害、文化教育、客家研究、地名风俗、旅游资源等，其中有关毛泽东陈毅叶剑英与万安、康克清生平事迹、万安暴动、抗战史、万安水电站建设史、蒋经国与蒋孝严兄弟在万安、黄埔人物、民国要人等研究在县内外引起关注，不少文章在报刊发表，有的选入省、市政协的文史资料丛书出版发行，《领悟赣江十八滩经济文化的历史变迁》有专家评论其为第一篇系统研究此区域经济历史文化的专文，并得以在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出版的《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》2000年1月总第18期上刊出，目前网上点击率仍是很高。

我为政协写文史稿件是很认真的，严肃的，除部分“三亲”文章外，其它文章我都是以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，注重历史资料的搜索和考证，坚持“论从史出”原则，从不胡编乱造，不考虑名利，以“信史”取胜。为考察万安的文化遗存和旅游资源，我爬遍了万安所有的大山，走访了上百个村子，寻碑刻，翻族谱，访老人，察现场，以得更多第一手资料。为弄清一些专业性问题，一些大学或学术单位的教授研究员成了我的老师和朋友。苦于小地方找文献典籍之难，我先后斥资数万元购买了二十五史、资治通鑑、宋明史纪事本末、历代笔记丛书以及多部党史军史民国史丛书，重要工具书如古今人名地名大辞典、辞海辞源经常翻，甚至有此考古、古建筑等专业书我也买了不少。现已有万册藏书，还摘抄了大量笔记卡片，并经常翻读学习，力争不写外行话。每年自费订阅500元左右的文史刊物，以了解新资料和新信息。过去人们习惯去文博和史志部门找资料，在万安，常常是这些部门向我要资料或咨询。以致于国际客家学会副会长、法国远东学院院士、国际著名汉学家劳格文先生都跑来找我。经过外事部门，受上级领导委托，我陪同劳格文在吉安市十县考察客家和传统文化，我任二主编之一的《吉安市的宗族、经济与文化》（50多万字）于2005年由国际客家学会等资助在香港出版发行。关于蒋经国与章亚若的婚外儿子蒋孝严孝慈在万安的经历，万安已有人先我发表了一些文章，曾引起轰动，我并不跟风炒作，而是在史实真实性上另下功夫。1986年，我翻遍千卷县存民国档案，找到蒋经国与万安交往的原始依据和他为万安体育运动会作的会歌；1996年以来，我重新考证有关文章所写情节、人物的资料来源，发现其系仅凭某个并不是当事人和真知情人提供的材料所写，及其謬誤之处，尔后我又遍寻蒋经国的亲信王制刚（赴桂林处理章亚若喪事、护送蒋孝严兄弟到万安都是此人）的亲属了解情况，2002年去新建县拜访章亚若的侄子章修純（当年他10岁，与祖母周氏在万安带蒋孝严兄弟），第2年又接他一家重访万安，寻认当年住所，并约他写回忆录，在此基础上，我重新撰写蒋经国与万安、蒋孝严兄弟在万安稿件，史实就准确得多，受到章家及有关专家的充分肯定。所以，文史稿得用心写，要有“十年磨一剑”的精神，从史枓的真实性入手，写好文史资料稿。

由于我在党史方志部门工作过，任过《万安县志》副主编、《万安志苑》主编；在县政府办公室当政务副主任时，任过《万安县地名志》副主编，所以县政协文史委常找我帮助编辑文史资枓，1990年第6辑版权页上公开了我“特约编辑”身份（时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县文化局长），这就不是可做可不做的了，我得认真负责地去做。每年除参加文史委召开的座谈会、自已帶头写稿外，还要参与組稿、阅稿、改稿、校对印稿。每年确定编印主题和组稿最不容易。好在历史圈和写作圈内我比较熟悉，就动员有专长的人去写某方面的稿，有的人不会写文史稿，我就帮助他们写，还动员父亲、朋友写稿。我父亲是1949年从黑龙江随军南下接收国民党政权、建立新政府的当事人，我就动员并帮助他回忆那段历史，撰写成文，《万安文史资料》刊发过他写的万安解放纪实、土改和清匪反霸等文章，已成研究万安建国史难得的资料。

1996年3月，我由县委办公室主任调任县政协副主席、党组副书记，分管社会发展、教科文卫专委会工作，担任《万安文史资料》主编。我上任以后，首先理顺关系，建立议事和编辑制度，由政协主席会、常委会审议同意年度工作方案和编辑计划，由编辑部负责实施，并列入年度专委会工作考核内容，编辑部建立主编责任制，政协主席为“编审”，即把最后一道关，这样责任明确，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环节，避免把不懂不搞文史工作的人虛为扯进来。在机构改革中，我们提出、并爭得组织人事部门同意，在政协机关内设“文史研究室”，虽然目前是以有关专委会人员兼其名额，但我认为：政协的文史委更象一个主要是议事但也兼办事的机构，只在专委会层面体现，政协机关实无文史編研机构，不利于文史工作的现状和长远发展，更不利于落实专职人员和专项经费，“文史研究室”更象一个实质性工作机构，万安的实践已得到证明。

我们坚持征集与编辑出版选辑相结合的工作方针，每年开好座谈会，落实选题和撰稿人，会后还进行特约稿工作，不但是县内，我们还重视向县外知情人、当事人或亲属、甚至专家学者约稿。如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陈立明，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在党史部门工作時就熟悉，两人曾合作研究过党史重要人物曾洪易，虽然在《万安文史资料》第12辑（1996年）已刊发我的长篇传记《一个悲剧人物——曾洪易的人生轨迹》，末段我是依据访问资料写的，并表示仍存疑，书出后我专程赴昌送給陈立明请指教。之后我又发现曾洪易在北京关押时有长篇关于自首前后情节的交待，忙将线索提供给陈立明。陈立明赴京找到其交待，据此他撰写了曾洪易传，我即向他约稿，并在我主编的《万安文史资料》第16辑（2000年）首发。上文已述向章亚若亲侄子约稿也是一例。

文史资料的广泛性是有区別于党史和地方志的，虽然必须反映和突出党的斗爭史和先烈事迹，但不能把文史资料与党史宣传划等号。我们在宣传党史革命史的同时，也注重了县籍民主爱国人士的宣传，如国民党著名左派人物肖炳章、曾強吾、刘振群、彭育英与孙中山、周恩来、陈毅等的关系、工商人士郭友梅与毛泽东的友情等，文史资料中都得到了重视和挖掘，稿件刊出后反映很好。我们还重视了民国史，如征集抗战时期国民党伤兵医院、大专院校迁移、难民救助、学校医院的兴办等，积累了不少史料。经济史始终是一个选编重点，从民国县城工商业到重点圩镇的民间贸易，有特色的商号特产等，到建国后万安水电站的建设、各时期的厂矿兴衰、地方特色经济等，都在文史资料中有专文记述。后来我们又挖掘了一些社会史资料，选取有代表性的传统婚俗、寿诞、喪葬仪式、文式刊登（我是向农村一个八旬老司仪约的稿），这些东西难免有些陈旧，但作为一种民俗文化样式，把它在文史资料中留存，我认为还是有一定意义的。

搞好文史资料特色专辑是重要的。我接手主编后，编了《缅怀我们的康大姐》（1997年）、《万安旅游专辑》（2002年）、《万安客家》（2004年）专辑，均影响较大。北京等地学者向我们要康大姐一书，旅游专辑已无库存，客家专辑为多家客家研究机构收藏。专辑都有重点文章和信息要点。如《康大姐》辑，选刊了康大姐自已的文章、生平记述、见过康大姐的人的回忆、我赴四川仪陇出席全国第2届朱德学术研讨会（1991年）时收集资料写成的的《仪陇人民的好媳妇》，以及康大姐论著目录，既表达了家乡人民对她的缅怀，又给人们提供了学习和研究的史料。《万安客家》有我写的中国客家史和万安客家史专文，让人们更好地了解什么是客家、为什么要研究客家以及万安客家的历史与民俗特点。我依据地名志将全县客家村庄、姓氏、迁出地及时间用表格列出，使资料一目了然。据专家评价，这种人文学科学术方法在全国客家史研究中是极少见的。我们多半是在綜合辑中将相关文章编辑在一起，搞成小专辑，以方便人们阅读。

不断发现和培养文史新人是做好文史工作的基础。党史、县志、文博部门自然是重点，但不可忽视其他方面人士。我县谢芳贵已近八旬，是客家通，省里语言专家到万安釆集方言，客家方言就以谢芳贵发音为示范。2002年法国学者来万安参加文史座谈会，我把谢芳贵找来，他对客家民俗、赣江水运史及其家乡良口圩镇史非常熟悉，讲述的东西内容丰富，很有特色，当即约他撰稿，几万字的文稿编入我主编的《吉安市的宗族、经济与文化》一书，有的编入《万安文史资料》。他会说，但写的稿子达不到要求，我们就帮他教他写，他入了门后兴趣大增，已为我们写来了六七万字文稿。一次在我办公室聊天，我发现他的客家山歌是原生态的，就鼓励他写出来，不久他就交给我原汁原味的客家山歌百首，我们分几辑把它连载完，老人很感动，认我是知音。文史工作常有、我们也希望有新手加入进来，这就有一个培养新手的问题，我们除专题讲座、以会代训外，在文史选辑中还时有指导性文章。如迎接新千年的第15辑上，刊发了我写的《文章千古事》，就是总结历年文史工作的体会，对怎样写好文史稿件和选辑编辑原则提出了八点要求：一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注重政治性；二、应是信史，強調真实性；三、征稿广泛性，为经济建设和两个文明服务；四、讲究文风文釆；五、选辑一般不刊发以“论”为主的纯学术论文；六、不宜釆用文学色彩过浓的写法；七、写作要注意有关法规，尊重他人的著作权益；八、选辑不重复用稿。我在阅读县籍人物、新华社老随军记者刘天野文集时，发现有篇《漫谈一篇革命回忆录的釆访与写作》，对文史作者尤其新手很有业务参考作用，就推荐并刊印在第23辑（2007年）上，效果果然很好。

主编不是荣誉职务，是有责任实干的岗位。我一直坚持文章的政治性史料性要相结合，不真实或原先已刊发过，隔几年稍改一下又拿来的稿件坚决不用，不利于团结稳定的稿件更不用。每辑我都尽量多用別人的稿件，少用自已的稿件。主编要参加每个环节的工作，校稿从一校到三校，三校至少全部再看两遍才签字付印，印刷装订还要到厂里叮嘱看过。稿费不多和样书一定照发，农村的作者我们找好代领人，事后还要过问领到否，以取信于社会。刘天野早己去世，我亲自将稿费寄往广西他家属收。他家属很感动，觉得家乡人信誉高。一本小书的征稿编印和发行，我們都应认真去做，让它起到存史、资政、教化、联谊的作用，我們多付出一些，也是值得的。

文史工作伴了我大半生，我喜愛文史工作。